周其仁：创新的第一要素是世界观

周其仁：不是聪明就能创新，创新的第一要素是世界观

作者：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来源： 丽尔摩斯

“从0到1那是引领潮流，但是中国人更擅长的是从1到N。但这个不算本事，能从无到有，真正创新才叫本事。”3月18日，中控创业25周年庆典启动仪式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如是说。

中控是国内少有的一直坚持自主创新， 而且不断地获得突破的公司。依靠产品和技术，25年前中控点燃民族自动化火种，成为民族自动化产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一面旗帜。

中控曾制订出中国自动化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被誉为“中国霍尼韦尔”。3月18日是中控25岁的生日，也是褚健教授带领中控二次创业、再次出发的新起点。 虽然经过3年蹉跎，褚老师依然热血依旧，带领中控实现更高的科技梦想。

在这次启动仪式上，周老师以国际视野、睿智思想，通过对发达国家创新经验总结，对中国企业如何做科技创新提供了借鉴。

以下根据周其仁教授部分演讲内容整理：

1 摆脱成本诅咒

成本曲线可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整个40年的脉络。

中国从人均200美元不到，变成人均8000美元，总量杀进全球第二大，靠的就是成本曲线。中国工资低、人口多，很低的成本要素组合成产品，依靠成本曲线取胜，但今天中国的成本优势在逐渐丧失。

越来越不差钱的经济体系下，所有物资体系价格与日俱增，同时能源、劳动力成本也在大幅提升。但全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被中国低成本冲击的浪潮中，美国降低成本的能力超出想象。美国宾夕法尼亚的一个工厂，土地比国内便宜很多，电合计人民币1毛、1毛5一度，大幅度降税，社保开支占工资比例比我们低很多。 美国一个60个工人的工厂开工，副州长去站台支持。

国际竞争成本线在一路下降时，我们却在高歌猛进，自满意得，把上涨的成本摊到各行各业。改革还要进一步减压，从经济发展到社会治理， 降低公司成本，减少政府政府沉没开支，把各行各业成本上涨速度尽可能延缓。

降低成本是第一条出路，第二条出路是什么？要想获得市场，只有两条路，要么成本曲线，要么就是与众不同——你贵，但别人没有；你贵，但市场需要，那么贵一点也没关系。只要本身足够与众不同，就能摆脱成本诅咒。

要不有本事成本领先，要不有本事与众不同。从第二条出路来看，你要把产品线创新，生产新的东西，打造持续向下走的长期成本线。

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三明治的夹心层，顶上一层，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科技创新上的引领性、独到性；底层下一块，东南亚很多国家的成本比中国更低，发达国家也在努力降低成本，中国的成本优势在丧失。现在我们自己跟自己比， 创新上有很大进步，但是放到全球比，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差的远。

只有全面深化改革， 位于三明治夹层的中国往上打独到性，往下打降成本，才能摆脱现在的尴尬处境。

2  不是聪明就能创新，创新的第一位是世界观

与众不同的核心是创新、原创、独特性。

但我们最大的特点是模仿，想法一波跟着一波，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被称为新中国四大发明，哪个是你发明出来的，哪个原创想法是你的？我们是因为人口总量多，支付多，所以做的好。3d打印火了，一波波跟风3d的，人工智能出来了，又一拨拨跟着做人工智能的。你不知道下一个东西冒出来是什么。

有一本书很有名的书叫《从0到1》，从0到1那是引领潮流，但是中国人更擅长的是从1到N。但这个不算本事，能从无到有，真正创新才叫本事。

我们研究创新是什么决定的，首先是观念，创新不是聪明就能创新的，是聪明人怎么看世界、怎么看未来，是态度、 世界观。

创新的最大风险在于未来不确定，很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不知道怎么办好。未来不确定对全人类都一样。将来是不确定，但什么样的思维占上风，决定未来的命运。

能承担从0到1的，典型的比如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美国，他们是明确的乐观，他们登月，去承担一切可能的风险。但现在美国已经变成不明确的乐观了。可能一些人会好，不是所有人都好。当下欧洲，弥漫着一切方向的犹豫。好多问题讨论讨论不解决。最让我刺激的是，全世界有这么一批人这么看未来，很明确说将来一定不好。这样的人很难承担从0到1，因为他们思想包袱太重。

凡是单边相信未来一定会好，你相信你就会为好做准备，只有世界好你才需要做准备。如果坏，坏是不需要做准备的。死有什么好准备的，如果认为将来不好就没有什么好准备的。 你犹豫犹豫不下决心，把有限的精力放在死了怎么办上，还不如为好好活做准备。

所以，创新第一位是世界观。以色列是个生存环境很恶劣的国家，四周强敌环伺动不动战争，自然环境也不好，但却是世界上创新最密集的地方。我们1949年建国 ，以色列1948年复国，现在我们人均GDP8000美元，人家人均3.5万美元。但以色列的产品可不是大路货，全是附加价值特别高的东西。

虽然以色列大片国土是沙漠，但农业极为发达，大量农产品出口，被称为“欧洲的菜篮子”。原因就在于他们有先进的种子技术、滴灌技术等等，目前，我们国家干旱地区大量进口他们滴灌技术和设备。

在那儿我还遇到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一位创业者年轻的时候是准将，当时经常有炮弹袭击以色列城市，他发明了一套系统，在空中拦截炮弹，很成功。所以后来再有炮弹打过来以色列人都不用往防空洞跑，都拿着手机拍摄炮弹空中开花的画面。再到后来这位准将退休，他把这套系统的原理用在了医学上，用来定点打击人体内的血栓，商业上也非常成功。从拦截炮弹，到拦截血栓，这么大的脑洞真是让人佩服。

以色列盛产靠头脑的产品，而头脑产品需要精神力量调动。以色列民族有苦难的历史，但他们相信，犹太人就是要和上帝掰手腕的。他们具有挑战精神，质疑精神，这是他们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另外，他们非常重视教育，小孩子放学回家，家长会问：今天有没有提一个好问题？而不是仅仅记住已有的知识。

中国人其实很聪明，但这种聪明常常成了圈套。犹太人相信，难做的事容易成。但是我们都是从最简单的着手，从眼前着手。从中国公司发展的轨迹来看，基本上都是先做产品、然后技术、然后才会研究更深层的原理性的东西。一堆聪明人蜂拥而上做简单的东西，照这个轨迹，不出现大量过剩的产能就才怪。但在发达国家，这个顺序是倒过来的，是先从难的开始。

中国的很多产品都有改善、创新的余地，很多人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创新，但还不够。我们还是缺乏一股劲。乔布斯当年跟研发人说，苹果开机关机太慢了，能不能快10秒？按500万台销售计算，每台开关快10秒，就是137个人的终生生命，救人一命的事你干不干？最后工程师让苹果肌开关快了37s。

创新的发生极不均衡，需要一些条件——汇聚创新要素，达到一定的密度和浓度，并能实现高频互动。创新最优的组织形式不是一大群人，也不是个人，而是一小群人，一群具有各种特征的人融合在一起。贝尔实验室是著名的实验室，曾经有5000个研究人员在总部的一栋楼里工作，这栋楼的设计非常有意思，卫生间都要走很远，在这段路上有很多休闲区域，就是便于这些研究人员坐下来互动、交流，碰撞出创新的火花。

周其仁：创新难在多数人站在了它的对立面

作者：周其仁

来源：思客

以色列人都在创新吗？

最近，我和三十几位做企业的朋友一起去访问以色列，深受触动。我们通常是白天访问，晚上讨论一下观感。我问过一个问题：在这个号称“创新的国度”里，我们究竟观察到了哪些新东西？

有人说，所有犹太人的门上都有一个装置，里面装了希伯来圣经里的一段话。我说，国内一些地方也有这种东西，那是信教家庭的一个吉祥物。还有人说，进以色列海关不要求填入关表。这样一个敏感地区，VISA审查很严格，但只要盖到VISA以后，入关手续极简单，这说明他们对自己的信息技术和安保技术有信心。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吗？在以色列坐大巴，感到司机服务有什么不同吗？到圣城看满街的小商贩，跟国内有什么区别？小商贩们不也在那儿摆地摊吆喝，整天等着过路的人去买东西吗？特拉维夫的酒店，有什么特别的？固然比我们的宾馆朴实些，但也谈不到创新。这样讨论下来，大家觉得也没在以色列看到多少新东西。

现在，以色列人口不到八百万，只是上海市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居然拥有三点八万名科学家。它的国土面积，比北京市还小，但它的高科技部门，贡献了总就业的百分之十，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十五，以及出口的百分之五十。至于研发经费高占GDP的百分之四点二，更雄踞全球第一。其他如初创企业、风险投资以及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数量，则分别名列世界前茅。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无论到访哪家科技机构，人家都可以自豪地拿出一张单子告诉你，有多少“改变世界”的关键技术，是来自以色列研发中心和以色列初创企业。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创新？其实，创新是少数人的活动。创新从一个个新想法开始，但新想法总难以在多数人那里获得响应。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一般总是依托传统、远离创新，甚至对立于创新。这就是创新的困难所在。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创新”才变得强有力？从经验看，可能是把支撑创新的力量凑到一起，把有想法、愿冒险的人凑到一起，达到一个起码的浓度，这恐怕是所有条件中最重要的。

但是，一旦把创新的要素汇集在一起，创造了奇迹，会让其他看来平庸的部门和人口沾光。比如以色列理发师，就比中国理发师赚钱赚得多。他为什么赚得多？因为科学研究、科技创新这些活动具有很强的外溢性。以色列企业家厉害、科学技术专家厉害，但也只是一小部分人厉害，剩下是外溢效果。各个部门包括生产率不高的部门和人，如以色列理发师，也可以分享创新收益的外溢。其实，人类从来如此。难道我们没有享受知识外溢的好处吗？我们没有享牛顿的福、沾爱因斯坦的光？所有没有直接参加发明创造纺织机、蒸汽机、铁路、飞机、电话、电报直到互联网的人，多多少少都沾了瓦特以来创新分子的光。

因此，兴国之道就是创造条件鼓励创新，特别要把创新分子汇聚起来。同时，把创新成果覆盖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

现在大家都承认犹太人厉害，但过去犹太人分散在各个地方，哪里看得出犹太人厉害？回顾当今以色列的成就，最早的起源，可能是犹太复国主义有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要把犹太人聚到一起，构成一个国家，有个保护壳；然后让共同体中最厉害的人创新出成果，去罩住其他不那么厉害的同胞。在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也是聚到一起，才有更多的裂变，比如在硅谷的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善于创新源于教育

以色列教育，跟所有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教育，完全不同。我们在IDC（一家商学院）请了一个高学位的拉比（犹太语“智者”的意思，多为传教的长老）给我们讲课。他的题目是：教育怎么塑造了以色列的历史。他用不多的几张PPT，就把问题讲清楚了。

首先，他说，所有犹太人从小开始就要接受两本书的教育：一本是希伯来文的圣经，还有一本叫《塔木德》。后者是两千年来，世世代代杰出的拉比阐释希伯来圣经的思想集合（共二百五十万字），里面也记录了大量民间智慧、民间故事。

这位拉比说，犹太人从小就拿这两本书读，要反复读一辈子。他说，所有犹太孩子的妈妈，第一责任就是教育孩子，奶奶也要教育孙子，教育是犹太妇女最重要的天职；从小家庭教育，世代遗传。一岁怎么教育？就是给他讲这两本书里的故事。犹太孩子到五岁，基本把这两本书里的故事都听过了，之后就正式跟拉比学习。拉比很讲究学习仪式：第一天上学，一定要穿新衣服，让孩子知道学习是开心的事；对新来的同学，大家要热烈鼓掌欢迎；第一堂课教孩子写字母，是用蜂蜜写在干净的石板上，孩子念完就可以把那个“字”舔掉，或者给小孩发一块糖，每人吃一颗糖后开始学习——让孩子觉得，学习是一件很甜蜜的事情。

拉比接着说，之后犹太人会用讨论式的方法来回地读这两本书。两个人看一本书，相互诉说文本的意思，相互讨论。拉比秉持着怀疑论的哲学观，甚至鼓励学生质疑上帝、“圣经”。犹太人提倡批评式教育，不是拉比讲的就是真理，学生记住就行了；而是鼓励挑战、提问题。为什么犹太人的思维厉害？因为他们从小就受这套思维方法的影响。

访问期间，我们请到以色列第一位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阿龙·切哈诺沃教授来做讲演。他说，从小他的妈妈就这样教他：“走进一条河，你可以顺水走，也可以逆水走。但是，你要永远逆水走。”这奠定了他一辈子的人生态度。一脉相承，《塔木德》里也有一句话，大意是“人们都不同意的事情，做起来反而容易”。阿龙还说，每天放学回来，犹太妈妈不会问教了什么、学了什么，更不问考试成绩怎么样。她就问，今天你问了什么问题吗？你问了有意思的问题吗？

我认为这是以色列人思维真正厉害的地方，因为他们的教育把问题看得比答案还重要，这就是教育开发智力，提倡好奇的意义所在。

犹太人永远相信：土地会被夺走，财富会被拿走，但知识拿不走。所以，人力资本理论终于在以色列找到了一个最彻底的应验场所。

以色列军队就形成一个创新体系

我之前认为以色列周边强敌环伺，保家卫国是第一优先，而军队以纪律、服从命令为主导，应该不容易形成创新的文化吧？最后，我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以色列全民皆兵，国家财力在很大程度上资助了军队的研发系统，军队的创新得到了财力的充分保证。如果没有高科技，以色列是没法在残酷的环境里生存的。

第二，军队研发系统全是最好的教授领导。以色列四所顶尖的大学和研究所，都由一流教授主持军事科研。

第三，所有以色列高中生必须当兵，挑当中最优秀的人进军队研发系统。一流的青年学生感到最光荣的事，不是入美国哈佛、耶鲁名校，而是被挑进以色列情报部门或军队科研局。

第四，以色列是靠民兵打出来的天下，所以正规军队的等级制还不那么强，穿着军装的研发人员一般“没大没小”的，在第一线工作的人有很大的发言权。例如，立题到底谁说了算？不完全是自上而下，也鼓励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

第五，当兵三年退役后，以色列还有预备役制——每年要有一个月重回部队去——这更加把等级制打乱了：你在公司是个老总、在政府是个局长，但你回到预备役部队，遇到的领导，可能就是你原来的下属。这有利于在他们之间激发创新思维，没有被等级约束的桎梏。创新，就要这样的环境。

据说，硅谷的美国科技巨头们，对下属的以色列研发中心的犹太同事们，真是又爱又恨。这帮家伙出活，但可不容易领导，因为常常爱问他们的上司，为什么是你领导我？为什么不是我领导你？

有人问，他们的上司不反感吗？答案是：这群犹太人最后会出创新成果。其实，这也是创新的必备条件之一。所以，我们别以为仅仅是犹太人的聪明才智起作用，更重要的是有没有鼓励人们发挥聪明才智的氛围和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氛围，创新就难了。

上海建设科创中心也要对基础科研下注

科创里面包含知识经济的三个环节：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应用。这三者需要的体制和文化条件，可能有一些不同。

我的看法，中国目前最强的是知识传播，其次是知识应用，最薄弱的是知识生产。我们的教育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总体来看，教育基本普及。但是，知识生产（原创的创新）跟知识传播（教育）是不同的。

知识生产要保护少数、尊重个性、承认天才，不可能没有人人都行。从哥白尼、牛顿到爱因斯坦，包括陈景润，虽然只有这几个头脑，但知识一旦生产出来，经过教育普及和市场应用，可以让全人类分享受益。因此，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支持知识生产，而不受一些流行观念的干扰。多数大学的功能，就是教育。但是，研究性大学需要特殊政策，即如何分配资金，怎样设立比赛规则，如何跟国际学术界建立联系等等。

至于知识应用，则需要市场机制和利润驱动。对风险大、失败率高的事情，唯有开出“超级大奖”，才能动员人们前仆后继。

上海建设科创中心，可能要“高低杠”并举——“高杠”是“高杠”，“低杠”是“低杠”——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知识生产需要的可能就是希腊城邦传统里的那一套：“精神贵族”衣食无忧，对话、质疑、挑战、密集的思想交锋、冲撞，享受思维过程、不问收获和成果。要尽可能创造这种知识生产的空间。

另外，不要以为一个地方时时处处都在创新，即使以色列这样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小国，也做不到时时处处人人都创新。我们所能做的是集聚起几所大学和研究所、一批创新产业园、一批创投基金和一批创新公司，足够重视“群”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