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方式和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与应对

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变革正在世界范围内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并引发全球生产、投资和贸易格局的深刻调整。尽管这种变革尚处于萌芽状态，还有较大不确定性，但一些趋势性特征已开始显现。

技术革命引发生产方式和国际经济格局变革的机制

尽管生产方式和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调整受技术、经济、制度等多种因素影响，但技术进步无疑是最具颠覆性和根本性的因素之一。研究表明，历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演进，是若干新技术群落（或族群）更替迭代和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引发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往往是少数居于主导地位的技术群落。第一次技术革命以蒸汽动力技术及相关机械制造技术为主导，第二次技术革命以电力技术、内燃机技术及电磁通信技术为主导，第三次技术革命以计算机、微电子、自动控制等技术为主导。本次技术革命的主导技术群落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代数字技术。

主导技术群落的更替迭代引发了若干“关键生产要素”的变迁。棉花、生铁、煤炭，钢铁、电力，以及石油、芯片等关键生产要素在历次技术革命中先后形成和更替。当前，新一代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催生了海量数据资源，并与新材料、先进制造等技术融合应用，使其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

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及其新的组合引发了生产方式的重大调整。从研发、制造到投资、贸易，从产业分工到产业组织形态，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及其技术体系的大规模应用引发了系统性重构，即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优势也随之改变，逐步形成新的全球创新、生产投资、贸易和竞争格局（见图1）。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企业生产经营和资源配置的方式，是新技术革命下生产方式变革和全球生产体系调整的主要方向。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全球生产方式的趋势性变化 

数字技术主导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引导企业在网络基础上围绕数据这一新的关键生产要素开展生产经营和资源配置，从而推动生产方式向数字化转型，形成新的研发、制造方式和产业组织形态。 

网络效应推动平台经济成为重要的产业组织方式 

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符合梅特卡夫定律，即网络的有用性（价值）随着用户数量的平方而增长，网络用户越多，价值越大。因此，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基于网络的平台经济的影响力快速提升。当前，服务业已经形成了平台型产业链，产生了苹果、谷歌、亚马逊、Facebook、阿里巴巴等世界级平台型企业。在制造业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渐成趋势，上下游企业、区域内企业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连接越来越广泛，各个产业逐步形成平台型的生产组织格局。 

数据驱动促进产业一体化和深度服务化 

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数据采集、存储、传输、分析的成本，数据流通促进了生产和供应链各环节、各主体的“连接”和“融合”。一是重构专业化分工，部分行业呈现一体化程度増强的趋势。如，增材制造和数字化生产线将原本分散在若干个环节和企业的专业生产过程集成在一起，一次成型。与历次技术革命不断加深专业化分工的趋势相比，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新型体化生产的比重可能上升。二是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速度，并推动制造与服务的深度融合。目前一些制造企业已经通过物联网技术为用户提供维护及其他基于数据的服务，加速了产品和流程创新，并衍生出一些数字化服务新业态。 

新一代数字技术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发展 

数字技术与先进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技术融合，推动制造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等新技术新设备快速应用，大幅提高了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柔性化、模块化程度。基于大数据、以用户为中心的个性化定制在服装加工、家电制造等传统制造业渐成趋势。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不断提高，一些产业链中制造环节的高附加值也开始凸显。 

泛在网络推动研发设计向开放合作、国际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 

全球创新资源在数字化时代的流动性大大提升，创新主体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应用知识、创意等创新资源。互联网、物联网的“全球连接”功能为企业组织开展国际研发分工和合作提供了条件。传统封闭、独立、线性化的研发设计模式已经向开放、合作、网络化的研发设计模式转变。如，波音飞机利用互联网在全球同步开展24小时设计，将设计时间缩短一半。 

数字化转型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  

生产方式的数字化转型将对全球创新、产业分工、价值链、贸易、投资等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实力对比可能因此改变。 

网络市场规模大、创新环境友好的国家有望领先，新兴经济体创新实力快速上升

由于网络市场价值成为新技术应用的关键因素，数据和知识成为新的竞争力源泉，数字经济在人口基数更庞大、交易数据更丰富的国家更容易得到发展。预计未来10～15年，中美凭借良好的网络市场基础、大规模数据潜力，以及更包容的创新环境，数字经济发展有望领先。同时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知识外溢和技术快速迭代效应，为新兴经济体参与新一轮竞争提供了新机遇，创新实力有可能快速上升。 

新型制造向资本、人オ和技术密集的国家和地区集聚，利用低成本优势赶超的地区面临严峻挑战

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促使生产过程变得更加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在新的产业分工趋势下，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产业的发展空间和就业机会将大大减少，传统上通过切入劳动密集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模式将受到严重挑战。发展中国家低成本优势将受到较大削弱，建立在人才和技术基础上的新比较优势将更加重要。未来的制造业将更可能集中在人才、技术和资本密集的国家和地区。 

投资加速向知识、技术密集程度高的地区流动，劳动密集型地区对资本吸引力下降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依靠互联网平台、电子商务和数字内容提供商等数字基础设施进行生产活动的“数字跨国公司”将迅速増长。由此，全球跨境投资重点和目标将发生转变，加速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国家和地区流动。

一是跨国公司投资重点将更倾向于获取数据、人才和技术等智力资源，数据等无形资产投资将快速上升。数字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寻求市场和资源，而在发达国家或成熟企业中寻求知识（如获取品牌、技术、研发、管理和运营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二是传统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进行生产的投资局面将因机器人、智能工厂等技术的广泛采用而发生扭转，依靠廉价劳动力吸引投资的国家将面临较大压力，投资转向数字化、智能化领域，劳动力素质高的国家和地区面临更多机遇。 

国际贸易面临数字化转型，数字产业和网络发达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份额 

信息通信技术除了降低贸易成本和门槛，从而促进国际贸易持续扩大外，还将推动国际贸易发生如下转变：

一是服务和数字商品贸易逐渐上升，国际贸易将从以实物商品为主转向数字化商品和实物商品并举局面。由于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显著提升了服务业的可贸易化程度，并促进了服务业的快速创新发展，因此，全球贸易以实物商品主导的发展趋势正在逐渐改变，数字经济相关的服务贸易快速增长，同时数字化商品越来越多。预计未来10～15年，国际贸易将出现实物商品贸易和数字贸易并举的局面，数字产业发达的国家将在全球贸易中占据重要份额

二是国际贸易模式也将由传统跨国企业主导的大宗贸易模式向分散化、平台模式转变。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跨境电商等新商业模式兴起并将占据主导地位，一些中小微企业甚至个人通过电商平台参与国际贸易，平台经济在国际贸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货物运输也从大批量发货向大量包裹转变。贸易方式的变化为网络发达的国家提供了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

网络平台成为国家新的关键竞争载体，有利于数字企业发展的国家将占据竞争优势 

数字技术应用及双边市场的规模效应将推动平台型企业快速扩张，网络平台也将成为国家竟争实力的重要体现。2007－2017年，全球市值居前10名的公司中，互联网科技公司从1家增长至7家。按此趋势预计，基于数字技术的平台组织将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角，能够孕育出大型数字企业的国家将在未来发展中占据优势。

总的来看，数字化转型塑造的是一个更加开放和相互融合的全球生产体系，也开启了一个具有高度不确性的生产变革前景。在新技术革命的驱动下，未来10～15年的产业将拥有更高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度，对数据的依赖更高。可能性较大的是，拥有知识和技术优势的国家将受益更多，依赖低劳动成本和低附加值生产的经济体将面临后发优势大幅削弱的风险。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趋势可能面临更大变数，后发追赶可能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应对数字化转型的政策重点   

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方式、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将在未来10～15年加速显现，势必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产生重大影响。从有利方面看，我国制造业规模庞大、门类齐全，数字化转型将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能耗和物耗水平，为创新突破和绿色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数字化转型也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企业对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的投资。企业将依靠巨大的数据信息优势和网络市场潜力，有更多机会深度嵌入全球生产和创新网络，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但也要看到，数字化转型引发的产业变革与经济格局调整，将对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重大挑战，我们应有充分准备。 

第一，积极应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风险和挑战。机器人、人工智能及物联网的深度应用将改变大批量制造和流水线式生产模式，削弱低成本劳动力和规模经济的重要性。本地化、柔性化生产方式将进一步削弱传统产业集聚区的配套优势。数字化转型还将加速高端制造向发达国家回流，降低劳动密集产业的投资，由此可能进一步分流对我国制造业的跨国投资。据此判断，我国制造业的规模、成本和产业配套等传统优势有被大幅削弱的可能，作为全球制造基地的地位可能加速弱化。我国必须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支持企业数字化改造，尤其是龙头企业以及若干重点产业集聚区的数字化转型，带动产业集群升级。 

第二，补齐基础技术短板，提高原始创新能力。数字化转型将大大提高经济和产业发展对数字技术的依赖程度，对国家信息安全、技术安全和经济安全提出了更大挑战。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将使我国面临更大的技术和产业发展制约。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对基础软件、核心芯片等基础性和关键共性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和产业化，综合运用产学研合作、政府和国防采购、财税鼓励政策等手段解决关键软件和系统、关键技术和工艺设备等“卡脖子”问题。另一方面，要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提前布局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鼓励更多市场力量参与。 

第三，加快教育改革，促进就业结构升级和灵活就业。数字化转型对传统就业结构和就业方式构成很大挑战。数字化转型将会大量减少劳动密集型岗位和产业的就业需求，对就业产生较大压力和分化。近年来，一些企业在“机器换人”“智能工厂”等建设过程中，削减数百到数千名员工的情况屡见不鲜。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未来10年将可能迎来传统制造岗位削减就业的集中爆发期。这对我国数量庞大的低技能劳动力转换工作技能和再就业形成严峻挑战。从短期看，应加强对技术和职业培训以及终身教育的扶持力度，支持离岗人员再培训；鼓励多种形式的创新创业，对冲新技术革命下的结构性失业风险。如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和数字技能需求，支持零工经济的新工作方式，提高跨领域的劳动力流动性。从中长期看，要以创新创业教育为抓手加快教育方式变革，培养更多适应未来灵活就业需要的各类创新型人才。 

第四，加强数字经济领域国际合作。数字化转型引导世界经济向更加开放与合作的方向发。在数字技术推动的新一轮技术变革下，全球化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将变得更高。我国应凭借数据资源潜力、数字基础设施和商业模式创新等优势，推动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和协同治理。一是支持数字企业走出去。庞大的网络市场规模是数字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前提条件，要积极利用各种双边和多边投资贸易协议，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和利用海外资源提供有利条件。二是加强我国数字产业国际标准和认证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引领作用，在网络安全、数据跨境流动、数字贸易、工业互联网等方面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推动中国标准国际化，提升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略）

作者：马名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戴建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员；熊鸿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员。本文原刊于《中国科技论坛》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