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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壁垒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进入壁垒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 分类:近日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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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21-08-23 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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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壁垒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相对于大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由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着比大型企业更多的进入壁 垒: 资本障碍、 技术障碍和政策阻碍等方面, 使得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为困难。

1 引言

数字经济时代,新技术、新模式的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重要驱动力,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也成为推动经济朝着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企业必须进行数字化转型才能跟得上时代发展,当数字经济成为常态时,数字化转型不再是企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选择,而将成为企业发展的唯一出路。

2020年世界经济大幅波动,实体经济受到冲击,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的建设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新型基础建设不仅注重传统设施的升级建造,更为注重利用以大数据为核心的科技要素实现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而对于企业而言,新基建要求企业能够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化技术,搭建数据驾驶舱、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等应用平台,去实现企业所有业务的智能化和数字化。伴随着产业数字化和新型基础建设的双重浪潮,企业数字化转型已“箭在弦上”。中小企业在我国企业中占比超过90%,我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都来源中小企业,它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数字化转型,中小企业势在必行。中小企业基于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外部环境压力迫使自己不断向规模化发展,必须要通过数字化来不断加快自身的转型。然而大型企业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能力,因此大型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可以开发和部署自己的数字平台,相对于大企业,大部分中小企业缺乏长远战略规划、技术创新支持、人才支持、资金支持和技术创新支持,无法建立自己的数字化平台,因此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一般都依赖第三方数字平台。因此,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困难重重。

2 进入壁垒与数字化转型

2.1 进入壁垒

进入壁垒是产业组织理论中的重要概念,芝加哥学派和哈佛学派对进入壁垒的定义一直存在分歧。哈佛学派的代表人物贝恩(1956)认为进入壁垒是内部市场实力的一个因素,贝恩认为,产业中的在位者相对于潜在进入者有着明显的优势,即在位者能够把价格提高到竞争性价格水平之上,而又不会招致新厂商的进入。同时贝恩认为在位厂商的绝对成本优势、产品差异化、规模经济优势是产生进入壁垒的来源。而芝加哥学派的代表施蒂格勒认为进入壁垒是由寻求某一产业的新厂商所需要承担的生产成本,这种成本无须已进入市场的在位者承担。

施蒂格勒否定了哈佛学派所认为的在位厂商的绝对成本优势、产品差异化、规模经济优势是进入壁垒的来源,强调的是在位者和进入者市场需求条件和生产成本的不对称性,而这种不对称性使得在位者相对于进入者享有成本上的优势,只要进入者面临着相同的市场需求,并且能够与在位者拥有相同的生产技术,市场的进入者就不存在进入壁垒。

贝恩和施蒂格勒对进入壁垒的定义和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后续许多经济学家都在不同领域对进入壁垒开展调查,文章中所研究的进入壁垒强调的是一个企业在进入某个市场时所遇到的困难和障碍等条件约束,任何降低企业进入某个市场的可能性、进入某个市场的速度因素、进入某个市场的范围等都属于进入壁垒的范围。也就是说,文章所研究的是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进入壁垒。

2.2 数字化转型

2010年以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更新落实,为各个行业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风口,许多企业开始意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倒逼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就是企业以数字化为核心,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企业商业模式、人才结构、运营管理等转型升级的过程。数字化转型已经由最初的技术升级转变为企业全方位的数字化升级,企业不再是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转型,而是为了获得商业成长、在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而进行数字化转型。值得注意的是,以传统发展模式为主的中小企业,占据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但中小企业同时又作为市场上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数字化转型已经“箭在弦上”。

3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入壁垒

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必须经历业务模式互联网化、业务平台数字化、人才结构数字化等过程。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然而中小企业往往是一些人员规模、资产规模、经营规模比较小的企业,难以在长期复杂的数字化转型中存活下来。相对于拥有着雄厚资本的大型企业,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升级存在着一定的进入壁垒。

3.1 资本障碍

相比大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资本劣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3.1.1 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不足

中小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我国有70%以上的科技创新都来自中小企业。但是中小企业的自身经营水平、技术研发经费、人力资本投入非常有限,从整体上看,中小企业目前的发展水平根本达不到数字化转型发展的需要。仅以科技型企业为代表,2018年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上海实地考察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中的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例不足30%的企业达到80%。

毫无疑问,研发经费占比高低意味着企业对技术开发的重视程度,例如华为2019年投入的研发经费高达113.3亿欧元(约883.18亿人民币)、京东每年投入超百亿的研发经费打造自己的数字中台底座等。但是传统的中小企业要转型需投入巨大的资本,并且无法预估未来走势,投资产出比无法估算,迟迟不肯动身转型,尤其体现在制药行业。

这里以IBM公司的认知系统Waston为例,IBM公司是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和业务解决方案公司,2011年IBM公司推出了Waston,它一度成为风靡全球AI项目的代表。随着AI的发展不断向其他行业延伸突破,2014年IBM公司斥资10亿美元决定将Waston进行转型。Watson借助以往的“认知计算”向健康医疗产业进军,计划抛开辅助医疗(如影像解读、病历管理等),利用AI技术进行肿瘤问题的研究,并且将“惠及十亿人,能够解决、诊断和治疗80%的癌症种类中的80%的病患”定为目标。

2017年这项计划没有取得任何跨越性的进步,Waston没有完全学会肿瘤的诊疗技术,更无法发现癌症深层次的成因,2017年2月,著名癌症研究机构MD安德森肿瘤中心终止了与IBM Watson的合作,随着越来越多公司终止与IBM的合作。最终Waston转型失败。尽管IBM这次数字化转型是失败的,但是比起IBM此类的大型公司,许多中小企业前期根本无法投入可以类比的人力和物力,仅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代表,2018年刘鹤副总理在上海考察的存在研发支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有1927家,这些企业在2018年上半年合计支出的研发费用为89亿元,但是他们的净利润也仅有28亿元,研发支出是净利润的3.17倍,长此以往无法支撑企业继续转型。

3.1.2 中小企业融资难

中小企业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制约大多数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银行贷款仍然是目前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其中多数是流动资金贷款,许多中小企业难以获得中长期贷款,导致企业还款压力大,而倒贷资金成本又高,中小企业苦不堪言。另外,直接融资对于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资信程度要求很高,大部分中小企业经营业绩差,资信普遍不高,由于有些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不佳,企业管理不善,导致企业因资金链断掉而倒闭的情况时有发生,使得商业银行坏账不断攀升,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借贷业务的风险性明显高于大中型企业,难以跨越直接融资的门槛,融资渠道过窄。

3.2 技术障碍 

尽管许多中小企业已经意识到了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但是我国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仍然处于探索初期,据相关数据统计,我国40%的中小企业能够实现基于二维码、条码、RFID等标识技术进行数据采集,23%的企业实现了关键业务系统间的集成,仅有5%的企业采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生产制造环节提供优化建议和决策支持。对于中小企业的技术壁垒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3.2.1 技术成本增加

中小企业的技术难以达到构建自身数字中台的要求,往往都是依赖第三方数字平台去利用数字资源,但这种数字平台存在着安全隐患,而且使用受限。因此中小企业必须要不断进行技术升级去构建数字平台,但是中国目前已经迎来了高成本的时代,数字资源、人才资源等都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才能获得,这就增加了企业的技术壁垒。

3.2.2 缺乏数字化人才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并不仅是技术和资本的比较,同时也是一场艰难的人才争夺战。当前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人才问题是招不到人、留不住人。而转型中的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缺乏数字化人才。以ITC行业为例,数据表明至2020年,中国ICT领域从业人员缺口达到1246万,其中新兴领域如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人才缺口达904万。而拥有科研能力的数字化人才,无论是选择自研产品还是选择去大企业工作,不管是从未来发展还是从薪资待遇方面看,都优于选择进入中小企业。

3.3 政府支持不足

相比大企业,中小企业由于创新资金、创新人才缺乏等原因,在技术创新方面更需要政府的帮助。2020年暴发的疫情使得我国各部门纷纷推出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在此之前,我国政府设立了创新基金专门资助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获得创新基金资助的中小企业所占比例很低,创新基金的资助额度并不能实现我国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的需求,且创新基金的管理和发放过于粗放,对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水平的中小企业缺乏精细化的分析。

此外,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法仍然不健全,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企业内部也往往缺少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和相关制度,知识产权方面的人才也较为缺乏,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大大增加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障碍。

作者: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凌飞 来源:《中国市场》2021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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