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工业时代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理解数据要素

信息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有效的决策要基于有效的信息，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就是个信息社会，社会关系网络完全靠信息的传递来维系，所以信息对于社会生产力的作用自古也是源远流长。

古时候的农业社会，老子崇尚“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体现了农业社会中受限于信息匮乏的约束，施政者不得不采取愚民和严刑峻法来降低信息收集和监督成本。

进入工业社会，商品市场经济基于经济学里著名的“科斯定律”---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

当今是互联网社会，早在2014年2月，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网络信息是跨国界流动的，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无论是在政权还是市场，信息占优势的一方毫无疑问占更多的权力和资源优势，从而在政权或市场中通过交易获得比别人更多的好处，于是我们从中可以感觉得到拥有信息优势者在人类社会上层建筑中是占据领导地位的既得利益者和统治阶层，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统治者为了捍卫他们的既得利益所维护的生产关系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恰恰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矛盾催生出人类社会的革命。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革命的本源进行了科学表述，他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来看，革命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和矛盾，是从经济关系到上层建筑的系统的社会组织变革。

生产力发展需要信息，信息科技和工业农业技术的结合大大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从而让生产者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而信息科技的发展也让人民大众获得前所未有的信息平权能力，特别是互联网以来，公众获取和传递信息的便利性已经颠覆了任何威权可以压制的程度，于是去中心化成为史无前例的潮流。

如果说传统的生产力是以生产者组织为中心，产品的竞争力离不开一些独门秘笈，过去企业也习惯性地认为自己完成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所以生产者总是想办法把关于产品生产的信息更多保护在组织围墙之内，供应链思想也仅仅侧重在特定上下游企业间非常有限的特定范围里面的信息交换，在过去标准化大规模工业生产范式中，产品的上下游企业地理上也是临近的，很多信息交换以面对面会议方式进行也没什么问题。

而随着互联网的多年普及与渗透，数字原住民逐渐成为社会主流力量，数字原住民意为80后甚至再年轻些的这代人，一出生就面临着一个无所不在的网络数字世界，对于他们而言，网络就是他们的生活，数字化生存是他们从小就开始的生存方式，他们对信息有天生近乎于本能的嗜好，厂家和商家再怎么遮遮掩掩也挡不住这些数字原住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和舆论的海洋，于是“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变成了“天下没有看不穿的把戏”，消费者自然不再愿意接受“黑盒子”产品。

数字孪生概念发明人，美国MichaelGrieves教授指出，物理对象具有信息的等效性，所有的物理对象都包含用于描述自身的信息，人类智慧使我们有能力从物理对象中找到和提取信息，以满足我们的特定需求，消费者对于产品信息的需求甚至大于占有产品本身的物质需求，大量产品的生产活动逐步成为消费者迫切希望加入其中的创客运动。

这个现象在数字原住民中尤为显著，成为一股不可以再忽视的全球性潮流。“创客”一词来源于英文单词“Maker”或“Hacker”，狭义上的创客是指那些酷爱科技、热衷实践、乐于分享，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广义上的创客是指有创意，并且能够付诸于实践进行创新的人，互联网数字世界崇尚《头号玩家》中创新、实践与分享的文化，今天追求表现自我个性的新生一代的消费者，都普遍地具备了创客的特质，就是喜欢创新、实践和分享的时尚特质。

 很多企业领导人现在还误会了智能制造就是实现机器换人的生产自动化，而没有目的的产品生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工信部联规〔2016〕349号）指出，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等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

工业互联网发展结合机器人、3D打印这类智能装备技术的推广应用，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由数据驱动下完成，只要有充分信息的数据，所有的工业产品都可以在遥远的地方快速复制生产出来。到这个时候，各种工业化的产品就只需要变成是一堆堆数据包，通过互联网随意地传递和复制，产品的设计和生产都可以和消费者各种物理场景需求快速融合起来，如何将来的产品物流可能和今天发一封电子邮件一样操作，只要把关于商品完整信息的数据版本发送过去就完成传送了，以前科幻小说里面描述的跨时空转移的景象很可能用这种方式变成事实。

相对于传统的制造业，智能制造的未来场景是如此的魔幻，足以动摇所有传统工业时代对物质的崇拜和信仰，而由于数据所具备的应用不损耗、可复制性和流动性，传统财富的物质属性就变得无关重要了，所有的价值都可以通过数据要素来完成，财富也因此需要重新定义，如果说经济最基础的财富价值观都会被彻底颠覆，数据要素所需要完成的不仅仅是生产力层面的技术变革，更是人类一场彻底的新文化革命。

德国工程院所发布的《工业4.0成熟度指数》报告指出，先进技术可以获得更广泛的数据，但对数据潜在利用能力，完全取决于企业的组织结构和文化。工业4.0也不只是通过网络连接机器和产品，《工业4.0成熟度指数》强调的是需要进行生产范式的转变。

消费者的需求加智能制造的要求，关于产品生产的数据以有序可控的方式更广泛地流动同时成为了新工业时代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的底盘逻辑，我们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围绕价值链构建数据链，新工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离不开越来越厚重的数字底座基础，新基建就是要解决这个基础性问题。

即使大规模应用数据驱动各种自动化工业技术取代人工劳动，未来每一个企业的成功还是高度依赖于企业与消费者的关系以及组织员工的心智和行为，如果企业只是简单的引进数字或者人工智能技术，而未能形成满足消费者高度参与的创意引导生产要素配置，并且让员工适应新生产方式而进行企业组织文化的相应改变，则也无法实现期望的工业4.0智能制造目标。

当数据要素成为各种市场关系和生产关系的黏合剂，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在企业中真正开始发挥作用增加价值之前，企业组织必须具备一种文化，即员工信任和依赖各种数字化系统里面的数据来完成各种工作，准备好接受各种数字化系统的行动建议和行为指引，心悦诚服地接受数据要素的“指挥”。企业数字化转型必须解决组织的文化转型两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一，全体员工特别是领导者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不断审视自我行为并使行为适应变化的环境？第二，全体员工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其行动应该融入基于数据和事实认知的引导下的社会性生产协作？

为了更好地培养数字化组织的文化，必须让全体员工清醒地认识到，数字化企业在一个开放型动态网络环境的有机组织中开展工作，而员工不再如过往那样被动听从上司的命令，自己将对工作拥有更大的决策权力和责任；同时，任何生产活动安排都完全依托于流转在工业互联网之上的数据资源，广泛社会协作存在于员工之间、员工和客户以及与合作伙伴之间，对系统和流程中的数据的信任才可以保证协作的高稳定性，在协作过程中，人们必须愿意将所获得的认识加以记录并与他人分享。

另外为了减少产品社会性生产协作之中的矛盾和摩擦，产品的用户和员工都需要具备对不同观点的包容性和愿意做出改变的意愿，他们通过采集工作中的各种数据进行系统性学习，随时调整自己的认知结构和接受创新方法，并且参与塑造改变的过程，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每一位参与者（用户和员工）能够深刻意识到不断提升自我技能和认知能力的重要性，虽然不可避免要去试错，但用户和员工能够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创新中认识到自我价值，这才是持续驱动大家（用户和员工）自我成长的潜力。

新工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都需要依靠数据要素，数据生产力归根到底还是要释放人的生产力，新时代人的生产力就由每个人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所决定的，人类的创新不管发展到那一步，都不能完全离开我们所身处的物理世界，所以数字世界归根到底也是为了让我们所身处的物理世界变得更好，这是从新工业时代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理解数据要素的根本原则。（作者：张靖笙  来源：张靖笙讲数）